博星,从中原升起
他,聪颖、智慧、正直、刻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师,毕业后边工作、边自学、边考学,考大专、考本科、考硕士研究生。历经千辛万苦,饱尝人生辛酸。学海中吸吮了满腹才华,风雨中炼就了胆识才干。研究生毕业后在省会郑州组建了“河南博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高智商加苦干实干 ,短短两年,“博星”成为“投资咨询界”的一匹黑马,“博星”光耀中原、华夏驰名,成为国内同行业的排头兵。2003年,博星总部移师首都发展。 一 2000年秋天,一位在省报当记者的同学来商城采访。多年不见的同学来了,我自然得陪着。 我这位同学正在炒股票,每晚10点,他必看央视2套的《证券之夜》栏目。 在商城宾馆我陪着他看《证券之夜》。 “河南博星的袁光顺认为…… …… 电视频幕上出现字幕“袁光顺”。 央视主持人一边解说袁光顺对近期股市的评论,电视频幕出现字幕内容。 同时,电视频幕的右上方,出现了袁光顺的照片。 “袁光顺,我们庄的袁光顺。” 我不禁脱口而出。 “你别吹牛了,你那山旮旯哪能出这样的人才。”我的同学说。 “不信,我现在就能印证。”我拨通了袁光顺的手机。 袁光顺正在北京,在河南博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我把我的同学向袁光顺作了介绍。 我的同学顺便和袁光顺交换了一会儿对近期股市走势的看法。 看罢《证券之夜》。 我和同学聊起了袁光顺。 二 20世纪60年代初,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当了三年警卫战士的袁德兵复员回到了他的家乡——汪桥公社赵湾大队。 他是孤儿长大当的兵,家里一无所有,当时又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房子、没有饭吃,他就和新婚的妻子来到与赵湾大队一山之隔的姚塝大队余冲生产队,在妻子的哥哥和姐姐家住上一段。然后,由妻子的哥哥出面在余冲找到了两间旧房子,在余冲这小山庄定居下来。 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袁德兵夫妇生下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袁光顺是老大。 余冲这小山庄山多田少,再加上阶级斗争的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仅有的几十亩田也没种好,其贫困是可想而知的。 自打记事起,袁光顺早晨放牛,打柴禾,白天上学,晚上放学后跟母亲一块上山下地挖猪菜。 上初中了,早晨起来很早很早,跟他父亲一块到集上去卖柴禾交学费和伙食费。 和余冲的学子一样,在贫困、饥饿和辛劳中长大,都想发奋读书走出贫困,走出大山。 1978年夏天,15岁的袁光顺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国高考。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 或许是命运和他作对,或许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高考时,袁光顺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他咬着牙做完了各科考卷。但发挥是不理想的,被观庙高中看好的、拔尖的学生结果考上了一所中专——潢川师范。 入学通知书下来了。袁光顺的老师都劝他不要上中专,留下来,复习一年,第二年一定能考个本科。 但家里和亲戚自家都不答应。 “这年头,一个农家的孩子,能吃上商品粮,转上城市户口,毕业了当个国家正式教师就满足了。” “第二年,谁知第二年又怎么样。万一第二年不招生了,万一第二年考不上又怎么办?” “这学一定要上!” 家人、亲戚自家既七嘴八舌,又异口同声。 农民,最讲究现实。 农民,没有太高的奢望。 再说,他们经历了1957至1977国家政策说变就变的20年,他们害怕政策有变。 十几年的政治动乱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多少伤痕、缺憾和隐痛啊!孩子有了这样的机遇,他们决不放过。 袁光顺此时只能听父母之言,上了潢川师范学校。 潢川师范,虽说是一所中专,但历史悠久,师资、图书在全省中等专业学校都是数得着的。当时,我国正处在百业待兴的时代,没有中专教材,老师们搬出自己当年上大学的教材整理一下,来教这些求知若渴的学子。 20世纪70年代末,那是一个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年代,是知识时代即将来临的前夜,那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春天。“攻关”两字,曾激励无数热血青年苦苦地攻读,不屈地探索。 正在长知识、长身体的袁光顺,像一条小鱼扎进了知识的海洋,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吸吮着知识的琼浆。 三 1980年秋天,袁光顺毕业回到他的母校观庙高中任物理教师。 面对着和自己年龄相仿,经历、出身相似,盼望着通过读书跳出“农”门,走出大山的家乡子弟,袁光顺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倾心尽力地教学,恨不能把自己所学全部倒给他的学生。 才十七八岁,就有了学历,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当上了国家高中教师。这在当时不发达的中国农村,按说算是幸运的。这样的青年,是当时的姑娘们孜孜追求的目标。有这样条件的青年,理应在工作之余,谈个女朋友,看看电影,逛逛马路,漫步在花前月下、绿水青山之间,尽情地享受青春岁月的美好时光。 但袁光顺不愿这样做。 自从恢复高考那天起,他立志要考大学。 潢川师范毕业,在观庙高中工作了两年。待掌握了教学方法,吃透了教材,做到教学工作能运用自如后,1982年夏天,他报考了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电子技术专业。 这时,妹妹上了高中,弟弟上了初中。袁光顺的时间表安排得针插不进。 上午:上课、备课、辅导学生、批改作业; 午饭后,12:30—13:30辅导妹妹、弟弟各半小时; 午休; 下午;上课,备课,批改作业; 晚饭后: 19:00—21:00,辅导学生上晚自习, 21:00—22:00辅导妹妹、弟弟学习, 0点——0:1点,自学英语。 第二天早晨: 5:00起床, 5:30—6:00:跑步、运动, 6:00—7:00:自学英语, 7:00—7:30:上街买菜,路上背英语。 袁光顺上高中、中专都没有开设英语课,在学习上有不断追求的他认为,将来要有所发展,必须学会英语。 他省吃俭用买了个录音机,买了英语磁带和教材,从零学起,自学英语,他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背,一级一级地自学。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达到英语6级以上水平,全是凭着自学,这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学者才能体味。 日子自然也是清苦的。袁光顺中师毕业后,一年实习期,月工资33元。一年后转正,月工资43元。妹妹弟弟的学费、他自己上电大的学费,到信阳听课的往来车费、住宿费等都靠他每月的43元。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为了省钱,他买了个煤油炉子,在集体食堂里买点饭,自己上街买菜自己做,兄妹三人在一块吃,边吃边辅导弟妹的功课。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百鸟争鸣的春天,电影界推出了一批批好电影,如《小花》、《庐山恋》、《甜蜜的事业》、《牧马人》等等,电影就在学校门口的体育场放映,他从没顾上看一部。 袁光顺说,直到后来住进了省会郑州,家里有了有线电视,有了电影频道,工作之余看看电影,才补上20年前那一课。 1985年7月,袁光顺拿到了省广播电视大学专科文凭。 四 1986年暑假,袁光顺想到师资力量较强,设备比较齐全,图书资料比较完善的县高中工作,他想那里的发展空间可能要比观庙高中广阔一些。 在专业、专长和教学实践汇报会上,袁光顺对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对电子技术学的侃侃而谈,引起了时任县高中副校长、县高中教学仪器厂工程师、厂长张衡珊的浓厚兴趣。 “这个小伙子我要了。”张衡珊说。 这年秋,袁光顺被调到县高中教学仪器厂。 面对新的业务、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新的面孔,袁光顺以整个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他要尽快熟悉工作,干出点成绩,别辜负了厂长的希望,别让厂里同仁看不起乡下人。 开始,分配他搞产品开发。谁都知道,产品开发的前景靠市场。如果开发出一种产品在市场畅销,就会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如果市场不畅销,再好的产品也没有前途。 经过调查、研究、论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电视机、电冰箱在中国广大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高中教学仪器厂是个校办小厂,没有生产电视机、电冰箱的能力,但可以生产它的包装产品。 他们跑武汉、合肥、南京等电视机厂家,考察销路,寻求合作,这些厂家都需要包装产品。 三个月后,商城高中教学仪器厂的新产品——塑料泡沫板问世了。畅销武汉、合肥、南京、无锡等地,给厂里带来丰厚利润。 袁光顺开发新产品有功,袁光顺为工厂作出了贡献。 一年后,袁光顺被任命为企管办主任,进入工厂管理层。 销产品,开产品订货会,鉴定会,产品开发研讨会。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期间,袁光顺见到了大企业家,高级工程师。他们的水平,他们的业绩,他们的管理经验,使袁光顺羡慕不已。他感到自己学识太少,还要继续学习。 1989年夏天,他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物理本科。 人生最难的是战胜自我,人生最难得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袁光顺又走进了人生的艰难困苦时期。 这时,他和观庙中学的一位外语教师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可孩子身体又不太好。 这边,工厂有销售任务,完不成任务工厂面临亏损;又有新产品研制任务,完不成任务不能胜任当领导,就可能退出管理层。那边两地分居,孩子又小而且多病。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他最喜欢读《哥德巴赫猜想》,他敬佩陈景润,更敬佩陈景润的学习精神。 中国人最希望“平均”,“均等”。但绝对的平均是没有的,而时间的老人,对人是绝对平等的。不管是百岁老人,还是呀呀学语的孩子,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该死的囚徒,时间老人对他们赐予的光阴是一样的,就看你怎么利用。 平常,袁光顺除了上班就是学习,每天休息不到6小时。 出差,他把科研资料和师大课本搬到车上和旅社。在公共汽车或是送货车上,他一上车,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拿出书本和资料,潜心研读。300或500公里,不知不觉就到了。到了目的地,找个旅社住下来,办完了业务草草吃点什么,便又学习起来。 召开产品订货会,产品鉴定会,业务研讨会。一般情况下,都是吃喝玩乐的好时候。会议期间,除了伙食是一流的,而且还安排有逛公园、旅游、文艺晚会和舞会。 蜡光摇曳的晚宴,灯红酒绿的舞会,袒胸露背的舞女,风光宜人的公园。这一切,都与他无缘,他谢绝了人生的享受,选择了人生的磨难。他伏在旅馆的小桌子上,向知识的高峰攀登。 他每季度要去武汉听半个月课,又经常去武汉、合肥、南京等地送货、开会、收款。但他没逛过一次黄鹤楼。“烟胧寒水月胧沙”的秦淮河是迷人的,他在上高中学唐诗时,就想象过秦淮河的夜景,但多次去南京城就是顾不上,准确地说是舍不得时间去逛一逛这些千古名胜。 1992年6月,袁光顺拿到了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文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告诉人们站的方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一般人参加产品订货会、业务洽谈会只是想法推销产品,多得奖金,在会议期间吃喝玩乐。而袁光顺参加这样的会议,除了推销产品外,他处处留心找学问。特别留意大企业家、高级工程师的言谈、学识,见解和企业管理经验,特别爱和大企业家谈论未来企业的发展。 处处留心皆学问。 在商城高中教学仪器厂几年,袁光顺对中国企业的发展、管理,以及未来的企业改革有了独到的见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处在艰难探索的时期。 五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把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期间,袁光顺认真的、冷静的分析国内形势,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知本”时代一定会到来。 在中国大地“经商”热浪此起彼伏时,他却选择了读书深造。 1992年秋,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硕士研究生。 在合肥工业大学,雄心勃勃的学生遇上了雄心勃勃的导师。袁光顺的导师叫陈玉祥,霍英东基金会基础研究基金的获得者,第二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管理学科获得者,合肥工业大学预测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那一年,学生将近30岁,导师才40岁。学生敬慕成果累累还不断创新的导师,导师喜欢这个有工作经验而且勇于拼搏的学生。 袁光顺说,这一生,我的导师陈玉祥和朱东华对我影响最大,首先我崇敬和学习导师的进取、拼搏精神,早在80年代,他们就创办了预测与发展研究所,那时只有外国人有,在中国进行预测研究他是最早的,而且预测理论在国内也是领先的;再一个是,我的导师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基础理论和管理学科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学识渊博的导师,浩如烟海的图书和资料。在他眼前展现出一片五彩缤纷的世界,他像一只饥饿的蜜蜂,扑进五彩缤纷的花园,尽情地采集和吸吮着知识的甘露。 他以惊人的毅力,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索精蕴。 真可谓头悬梁、锥剌股、三更渔火、五更闻鸡。 功夫不负有心人。 袁光顺用两年时间修完了硕士研究生三年的课程,提前完成了毕业论文,提前一年拿到了硕士文凭。他是合肥工业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用两年时间修完硕士生课程并授予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六 1995年春,袁光顺来到了河南省财政厅产权交易中心。 此时,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针对国有资产存量巨大,很难进入市场的实际,他提出“产权证券化”理论,把国有资产推入市场。即把“产权单元化、证券化”,如一个企业有500万元净资产,将它分成500份,每份1万元,以证券化形式进入市场。 袁光顺“产权证券化”理论的提出,在国内是最早的,得到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和有识之士的赞同。理论提出后,就选择一个集体企业作试点,因集体企业环境比较宽松,他们就选择了“郑州宇净泡化碱有限公司”作为试点,经过精心策划和操作,获得了可喜的成功。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了一条成功之路。 “产权证券化”理论确立后,袁光顺又致力研究国内证券市场和投资市场。 他发现,很多有钱的投资者找不到有良好的回报项目和企业,而有的企业有很好的项目却又得不到资金支持,还有一些企业盲目上市融资,结果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回报。这些,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十分不利。 袁光顺看出,在投资者与企业,企业项目与资金之间缺乏一个纽带把他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一个组织,一个中介机构,把它们连接起来,就顺当了。 外国很早就有这样的机构。如美国的兰德公司、麦肯锡公司,都是世界一流的咨询公司。 中国当时也有,如他的导师陈玉祥创办的“预测与发展研究所”。 历史和事实证明,这类咨询机构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便使我们能看出咨询机构的作用。 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在美国国会商议出兵朝鲜时,有的议员提出,不知中国会不会出兵。美国国会便去美国有名的兰德公司咨询,经过大量的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得出了五个字的结论,论证报告要价500万美元。但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相信这些,不愿出500万美金买这个报告,便冒然出兵朝鲜。 战争的结果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美国在朝鲜战场惨败后,又想起了那份预测报告,国会便花了500万美金买来了那份报告。 报告结论的五个字是“中国会出兵”。在这五个字之前有大量的分析和论证。如毛泽东的个性,中国人民解放后的心理,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及他们的战术、才干,中国军队惯用战术及经验等等。 美国国会十分懊悔当时没买这份咨询报告。 咨询公司的作用之大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不能没有咨询公司。 袁光顺想组建咨询公司。 他的想法找到了知音,这位知音叫路运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在河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时任《河南宣传》总编室主任、副编审。 他们又找到了一名律师,一名注册会计师。 1998年秋,“河南博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几个高智商,这是几个雄心勃勃的青年,他们要在中原大地创下他们的天地。 七 “博星”从她组建的那天起,就严格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和机制,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他们并不把短期的利益看得太重,他们十分注重长远发展,决策层从一开始就做好三件大事: 一、制订好5—10年发展规划。 二、建立一套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机制,奖励每一个有能力、有贡献的员工。 三、确立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让企业每一个员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如果不这样做,就不符合企业理念,就不能做这个企业的员工。 二度春华,二度秋实。 “博星”,这个高智力型企业像一颗灿烂的新星,在中原大地放射出夺目的异彩,他们为河南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截止2000年底,“博星”是河南省6家上市公司的财务顾问,20家拟上市公司的财务顾问和投资顾问。 帮助企业上市的过程,就是资源不断重组和配置的过程。“博星”公司每完成一家公司上市的工作,就能为这个企业融资3—5亿元。 政府官员清楚,企业老总知道,国内企业尤其是内陆省份企业,想为企业引进资金,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为了引进资金,企业老总请政府官员出马,立项目,争取资金,对投资方不免要低三下四,赔尽笑脸。既使有了名目,别人又来考察论证,迎来送往,一次又一次的高档宴请,还配有舞会、旅游,甚至其它项目,喝坏了公关小组,跳累了陪舞倩女,等到投资方“笑看小姐白如雪,数杯过后就开言”时,才能引进几十万或者几百万资金。这期间又花费了多少,这只有引资方才能知道。 而好多企业为了引资,“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例太多太多。 而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资产重组和资源配置后上市,就可融资数亿元。这个帐,明智的企业家应算一算。 “博星”公司做的另一项工作,是把投资者介绍给优秀的企业,同时,帮助这些企业做好战略规划,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使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企业、投资者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博星”也得到应有的回报。 博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社会效益放在经济效益并重的位置上。 他们每年帮助国有企业盘活存量巨大的国有资产; 他们积极帮助国有控股集团、上市公司做好资本运作,促进了国有资本的增值; 他们认真做好地方政府的战略顾问,帮助当地政府优化国有资源的配置; 他们协助中国证监会及所在地派出机构做一些证券市场前沿的研究工作; 他们与河南省体改委、经贸委联合,培训全省各个地、市的政府官员及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帮助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长金融、证券知识,使其更有效地指导和管理经济。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 到2000年底,公司发展到36人,其中博士2人,硕士13人,其余全是本科生。 公司在北京成立了分公司,在上海、深圳设立了办事处。 公司董事长袁光顺成为国内对公司研究有深度和影响的业内人士之一。 2000年初,上海同济大学管理学院投资研究所邀请袁光顺做其高级访问学者。 河南博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为全国同行业中有影响力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公司之一。 中国证券业协会把“博星”公司列为国内最具潜力的公司,一些创新的业务首先交给“博星”去研究、试点。因为中国的证券市场最终要对外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证券业的保护期只有18个月。所以,中国要培养出一批最优秀的、最有实力的公司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 中国有培养这类公司的土壤。中国能培养出最优秀的最有实力的咨询公司。 中国将会出现最优秀的最有实力的咨询公司。 进入新的世纪,袁光顺及他们的“博星公司”重点是做好投资研究特别是高新项目风险投资这篇大文章。 八 新的世纪,新的目标,新的战略。 新世纪伊始,“河南博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把研究的目标瞄向了“风险投资”,要在高新技术研究领域开辟一条新的天地。 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发展资金来自两块:一块是政府的资助资金,另一块是来自风险投资家的投资。 但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确实存在巨大的风险。要想规避风险,这就需要对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及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能力有一个准确地把握,需要中介机构的工作。 这里打个比方: 如果研究10个高新技术项目,每个项目需要100万元,共投资1000万元,结果成功2个,失败8个,这样,风险投资家就损失800万元。如果将风险投资家1000万元连同10个项目那么通过资本市场退出,假设市盈率为20倍,如果成功一个项目,回报2000万元,成功2个,回报4000万元。一方面使风险投资家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有风险投资家,有风险投资的机构,又有风险投资的市场,高新技术就不断发展,国家就先进,国家就富强。 中国目前尚没有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没有风险投资的退出市场,有钱人搞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缓慢,中国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 今天没有,不能说明天还没有。 或许明天就会有! 2003年,袁光顺“博星”总部移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用心智、用诚信在首都开辟一片行业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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