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庆会馆位于曲店街28号，四合院落，著名武术大侠霍元甲曾在此处协助经营。”3月27日，记者在天津市红桥区文化局研究员孙雨欣提供的论文《小伙巷地区的历史资源介绍》中看到了这句话。然而，在当地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民族英雄霍元甲，与竹竿巷怀庆药栈掌柜农劲荪是多年的挚友，曾在怀庆药栈帮工多年。

    记者带着疑问，查阅了相关资料：清朝同治年间，是怀药贸易在天津的兴盛时期。当时怀商设在天津的大商号有“同德药行”、“协盛全”、“杜盛兴”、“新复兴”等药材行栈，其他中小货栈不下数十家，专营“四大怀药”，总存货量上万件。这些怀商不但经营怀药，还创制了自己的名优药品，其中“杜盛兴”的麝香远近驰名，北京“同仁堂”是其大主顾，成交数量动辄万件；“协盛全”主营朱砂，所制的协字麝香也极有名望。为便于联谊和药品交易，众怀商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在曲店街购置房产兴建怀庆会馆，除供奉药王神像外，还专门辟有怀药仓库和客商、伙计宿舍，不少药栈在此租地经营。由此可见，上文中所言由农劲荪担任掌柜的怀庆药栈，很可能为某一怀商商号所辖，而且长期租用了怀庆会馆的仓库和宿舍。

    3月27日下午，记者专程来到天津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办公室主任张玉芳女士的帮助下，弄清了令我们怀商后人倍感荣耀的这段历史。

    霍元甲（1869～1910），字俊卿，祖籍直隶东光县，出身武术世家。其父霍恩弟为老镖师，以精于祖传“迷踪拳”而闻名乡里。霍元甲在天津谋生时结识了在怀庆药栈当掌柜的农劲荪。农劲荪是安徽宣城人，文武双全，有胆有识，早年留学日本，精通外语，喜爱结交武林豪杰。应农劲荪之邀，1897年初，霍元甲来到怀庆药栈。

    虽然怀庆药栈与南运河不过百步之遥，但每逢怀药从怀庆府入津，卸船、装车、入库、分销主要还靠人力搬运这些“怀货”，没有一定的力气是不行的。当时这家怀庆药栈有一名伙计叫张凤池，自恃身高力大，总想同霍元甲较量一下。一天，货栈运来一批怀生地，每包250公斤，别人都是两人抬一包，张凤池独自扛上一包对霍元甲说：“久闻霍师傅力大无比，何不借机露一手……”霍元甲一听二话不说，操起一根杠子，一头插上一包，很轻松地挑起来送进仓库，直羞得张凤池无地自容。第二天，张凤池便离开了药栈。

    1898年9月18日，因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谭嗣同的朋友、号称“大刀王五”的北京“源顺镖局”掌柜王正谊筹划劫法场未成，心情郁闷，前来天津怀庆药栈拜访霍元甲。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1900年8月，“大刀王五”在反抗八国联军时惨遭枪杀，并被悬首示众。霍元甲闻讯冒死进京，设法取下义士首级与尸身合葬。

    1901年，有个俄国人来天津卖艺，自称是世界第一大力士，并说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英国人和德国人，以此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霍元甲听说后义愤填膺，立即赶到怀庆药栈，请农劲荪到现场观看他与俄国大力士比武。俄国大力士对霍元甲早有耳闻，赶紧请霍元甲到后台讲和。霍元甲说：除非你刊登广告承认自己不是世界第一并向中国人公开道歉，否则必须决一死战。俄国大力士在答应了霍元甲的条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此事在当时轰动津门，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几年后，霍元甲前往上海创办了“精武体育会”，1910年因战胜日本武士而惨遭毒害。

    张玉芳女士还专门安排记者于3月28日上午拜访了《龙嘴大铜壶》的作者、今年77岁的天津市文史专家张仲教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天津美术学院、天津理工大学、中华文化学院的客座教授，张老在研究天津民俗文化方面很有造诣。他说：“农劲荪是怀庆药栈的掌柜千真万确，霍元甲经农劲荪介绍到药栈帮工也是确有其事。因为我们家原来就住在与曲店街相邻的粮店街，大我几十岁的舅舅年轻时曾在怀庆会馆里见过霍元甲，说他是一个挺朴实的人，大家都叫他‘霍四爷’，虽不像现在电影里演得那样神，但一二百公斤的怀地黄篓子，他一只手拎一个跟玩儿似的。当时霍元甲好像就住在曲店街的怀庆会馆里，身份就是农劲荪的‘伙友’，不但搬运怀药，而且经常赶着马车去送货。电影文学作品允许艺术化，但咱搞文史研究的必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能误导后人。”张老回忆说，他小时候见到的怀庆会馆有很高的台阶和门楼，很雄伟，鼓形门墩上雕刻着很漂亮的花纹，正房是个飞檐式的大屋顶，会馆建筑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基本保留着原貌。“读了你抄下来的《怀帮会馆重修志略》碑文，估摸着怀庆会馆的规模应该比我小时候看到的还要大……”张老严谨的治学风度令记者受益匪浅。

    告别张老，陪同记者采访的本报云台网同事刘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意：既然霍元甲的后人能够起诉电影《霍元甲》的导演和编剧，要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那么我们也可以代表当代怀商和“怀庆药都”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电影《霍元甲》的导演对农劲荪的职业给予公开更正——说啥也不能把咱怀庆药栈的掌柜农劲荪演成一个卖酒的！